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表该刊记者赵兰英的文章“巴金给了我们什么”，现转载如下。
巴金的世纪过去了，他的时代过去了。但由巴金引起的许多话题可以延续下来。今天的读者对巴金是有隔膜的。这种隔膜不是巴老自身价值的隔膜，是我们对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整体的关心的漠视。
历史在进入２００４年以后，在巴金先生身上，曾经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他被评为“２００３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士”之一；二是关于巴金先生病情的谣传又惊动了中国。感动与惊动，作为巴金研究专家的周立民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巴金的痛苦与伟大
周立民：一个久卧病榻的老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关注，至少说明巴金在读者或者说中国人心中的分量，大家牵挂着他，关心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文学艺术的尊重和敬仰，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敬仰。因为巴金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位穿越２０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走过的道路是他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的缩影：他们是直接承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多灾多难的岁月中，他们传承上一辈精神血脉，又能发扬和实践这种精神。他们追求过，奋斗过，也迷惘过；他们并不是一身轻松地走过２０世纪，而是艰难却又坚韧地走过来的，而此时，他们自身已遍体鳞伤，此时，全社会对他们投以温暖的目光，体现了全体国民的情感与理智。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四”那一代人追求的许多东西，有很大虚妄性，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实现，在今天也不可能达到。
周立民：这种虚妄是因为那一代人多多少少都是理想主义者，“五四”的价值和追求中也含有很多理想的成分，它们作为基本信仰进入到巴金等人的头脑中。但作“五四”的后一代人，巴金他们面临着许多理想和现实碰撞的问题，所以在巴金身上，很多理想和价值信条都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实践性的内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焦灼和痛苦也表现得很充分。
记者：我们知道，巴金对社会的贡献，年轻时是以他的《家》《春》《秋》以及《雾》《雨》《电》《憩园》《寒夜》《新生》等为代表的小说，和在出版岗位上编辑的一大批作品，晚年则是以８年心血撰就的《随想录》，和由他倡议、呼吁建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您说的巴老的这种可操作性、实践性的内容，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些？
周立民：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成就”而言，当然指的是这些。巴金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今天仍拥有很多读者。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岗位，推人推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越来越被人们认识。《随想录》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前者是“言”，后者是“行”，一言一行同时铸就了巴金晚年的辉煌。在写作之外，巴金正是通过自己的这些“行”来延续“五四”精神。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以人格的独立、生命的自由作为人生的基准的。他的行为并非出自于外人强迫，而是出于自身的生命发展和丰富的需要。为此，他不断地为自己设置目标，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奔去。反过来讲，目标总在前方，总是没有止境的，如同夸父追日注定不可能有终极的实现，巴金的痛苦就在这里，这其实是巴金非常伟大又悲壮的境界。可笑的是许多人不理解巴金的这种痛苦，反拿这个来嘲笑、讽刺他。还有，巴金强调的“生命的开花”，又不同于我们社会上庸俗的个人主义，他强调的是很自觉地把自己和社会融合在一起，觉得自己的生命发展与社会需求是一致的。这种思想，既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更是对我们今天没有理想只有私利的一种纠正。
巴金的高调与社会责任
记者：文化界这几年似乎也有这样的议论：知识分子对价值非常迷茫，对自己的道路不能确定，甚至对知识分子这个名字，都有一种畏惧和不屑感。
周立民：是的。巴老是一位很高调的作家。这种高调，正是当前我们社会所缺乏的。巴金对自己的理想也好，信仰也好，一直充满激情，而且总是在高调地谈论这些。比如，他强调作家的责任感，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奉献精神等等。这些东西比谈服装、大片和西餐等等似乎空泛得多，但人类是需要不断仰望星空的，而且这些东西如果作为生命的信条也不“宏大”了，它融汇在一点一滴的日常行为中。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如此低调，刨除特殊时期，高调中包含着某些欺骗性不论，在现在，更多的是一种逃避，是不敢承担一些东西。别的不说了，很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都缺乏自信心，也没有虔诚的精神。比如，很多人说自己只是一个写字的，是一个文化工匠而已，“玩”字，在文化界很盛行。玩电影，玩文学……听起来很谦虚也很自我，实际上是境界不高，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过一个庄稼人说他是玩土地的，他们对土地充满着敬畏，那是他们生存和生命所系，知识分子不该这样吗？
记者：巴老的这种高调，很多人认为，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了。
周立民：大家更喜欢一种低调。这样，对于时代的大命题，诸如信仰、理想、国家命运等等，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承担了。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个人，哪怕是改变世界的伟人也只是解决了这个世界上很小的一部分问题。但我觉得这有将我们的日常生活跟精神追求对立起来的倾向，而实际上，一个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中，未尝没有圣徒的光辉。
记者：你提到过一本名为《知识分子论》的书，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有许多表述。
周立民：是的。这是美国学者萨义德写的，他强调知识分子不仅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要发表意见，对于社会一切事物也有发言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东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要对社会责任进行承担的。社会责任是需要的，它首先是一种自律，对自身人格的一种完善。对于社会而言，肯定要有一批站在最前沿的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脊梁，是最有价值的人。我们当然不能和巴老一样，没有他那样的成就，没有他那样的影响，没有他那样的境界。但是，要像他那样有一种责任。有了这种责任，就能助于自身人格的完善。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消解掉了，那我们的人性里面就没有亮光了。社会责任并不是让所有人来承担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必须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目标。
记者：有一句话，叫做社会责任没有豁免权。
周立民：所以，巴老的价值和意义，不单对于过去，对于今天，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复原“文革”现场感
记者：谈起社会责任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巴老在《随想录》中，多次提到“文革”，并且不断地忏悔，认为能不能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周立民：关于“文革”，有些人认为巴金并没有作出多少深刻的思考，并没有说出多少深刻的理论。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他们深刻的思考和反思又在哪里？当然，不能说巴金所作所说的就尽善尽美了，但至少他一直不断地在说在做，这个影响就不能低估。巴金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作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他不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社会科学调查组，甚至也不是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要对文革作出什么“深刻”的结论。他只是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文革”的在场感，但是，有这一点已经非常重要了。
记者：在场感是什么？
周立民：是他把“文革”带给人的精神痛苦和伤痛如实地表述出来了。一提起“文革”，巴金就觉得是一场噩梦，当年的场景一幕幕地出现。他同时代的许多人，２０多年后，对这场梦早就消除掉了。但是，巴金消除不了，那一幕幕总是清清楚楚地在他的眼前。那么，消除不了有什么好处？比如，我们现在说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很多人没有感觉。如果让一个在场人出来控诉，那么情形就不一样了。
记者：巴老希望建一个“文革”博物馆，是忧心“文革”重来。如果有了一个“文革”博物馆，就可以让子子孙孙记住这１０年的惨痛教训。
周立民：正是这样。巴老的这一愿望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提出来的。他在《“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写道：“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他还说：“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２０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１０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貌，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
记者：从巴老提出建“文革博物馆”，历史又走过了近２０年，您认为还有必要再建吗？
周立民：至少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吧？那就是关于“文革”光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文革”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与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是应当弄清楚的。不是有人说巴金对“文革”的反思不深刻吗？那么深刻的反思靠什么做出，在家里想或说几句意气话就能解决吗？我看不能，这么说有这么个博物馆还是比较好，这一点，巴金倒是想在我们前头了。
巴金晚年的心结
记者：其实，巴老在很多方面，思想是很超前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周立民：是的。他有许多与世俗不一样的东西，比我们走得更前。今年第一期的《收获》，发表了巴金一封未写完的信。信是写给上海位育中学校长的。同时发表的还有巴金给外孙女端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