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愤怒的发言，把张保庆这位很少在媒体露面的教育部副部长推到了前台，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两个月里最热的政治人物之一。

　　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于8月29日下午两点召开，由副部长张保庆介绍以国家助学贷款为重点的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 

　　按照惯例，领导讲话程序无非是先摆成绩、提出问题，再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可是张保庆却一反常态，在四十五分钟的发言里，他矛头直指某些地方政府，对它们的不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令很多在场的媒体记者大吃一惊。

　　为什么愤怒？

　　“有的省委领导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品学兼优的概念……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都出去了，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现在有8个省没有动作。我们一天到晚喊，他就不动，是不是他省里这么困难呢？我看不是这个问题。”

　　批评了地方政府后，张保庆似乎仍意犹未尽，他开始把炮口转向一些高校和银行：“我对银行行长说，以前没有助学贷款呆坏账的时候，其他的呆坏账几千亿元，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说这些人好像是对国家很负责的样子，如果真要这么负责的话，我国的金融机构会好极了，哪到今天啊……高校又变过来了，高校的乱收费主要是高校的责任，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

　　在教育部，还从来没有哪位官员有过如此强硬的表态，可以说，日趋恶化的教育问题让这位副部长到了不得不愤怒的时候。作为教育部分管财政工作、直接负责高校助学贷款已经6年的副部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和资助贫困生问题，张保庆比任何人都有着更多的思考。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99年施行国家助学贷款起，至2004年6月，5年时间实际发放贷款仅52亿元，全国约80万学生享受了贷款，与有关部门最初的预计相去甚远。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原有政策做出了调整。但教育部的统计表明，实行新机制的2004至2005学年里，全国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虽然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距离每年100亿元的基本理想目标仍有相当差距。

　　看着仍有无数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徘徊在大学校门之外，这位出身贫寒的部长怎能不痛心疾首。

　　“有点无可奈何，但还得干”

　　在接受采访时，张保庆用“愤怒、忧虑、无奈、不解”来形容自己复杂的心情：“资助高校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一个大政策，这个事情应该做好，也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履行的责任。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个东西就落实不下去呢。所以我确实感到很生气，也有点无可奈何，但还得干，还得说，不说可能更糟糕。”

　　话虽这么说，但是某些教育问题的糟糕状况并不见得他说了之后就会有所好转，执行起来也很难见成效。

　　以高校乱收费为例，全国2400所高校，乱收费的就有400所，张保庆给出的答复是：每年都查，凡是查出严重违规的，有些校长是要撤职的，所有的收费全部没收。但是却很少出现哪个校长因为乱收费被撤职的实际例子，原因就在于“有一些收费项目是打擦边球的”。

　　虽然，张保庆有26年的教育部工作经历，但有些东西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比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在他看来，仍然是制约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张保庆的出现还是增加了人们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信心。除却那场“愤怒”的发言之外，9月初，他还有一连串的表态：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贫困生都应得到助学贷款。这位曾公开直言自己“反正也要退（休）了”的教育部副部长，真可谓用心良苦。

　　2005张保庆怒发冲冠

　　◆“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越一般的高校，或者差一点的高校收费越高。”

　　◆“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的、接受教育层次最高的大学生反倒是一个最不讲信用的团体。”

　　◆“反正我就要退了。”

　　◆“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

　　高官责任意识助推制度变革

　　■顾昀

　　部委高官主动站到舆论前台，坦陈心迹、直言弊端，是近些年来政治领域的新气象。这表明，政府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弊端有着深刻、明晰的认识，也体现了官员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改革大船已经行进“深水区 ”，一些社会领域矛盾越来越突出。日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到，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政府将如何化解矛盾、革除弊端，作为有关部委负责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对老百姓有个交待。

　　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出台了许多有助于缓解矛盾、纠正偏差的政策与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往往被打了折扣甚至落空。其中，措施本身或许存在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触动了地方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在地方与中央、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形成了多方博弈的格局。例如在煤矿生产领域，有些地方官员与矿主相互勾结，为牟取集团利益而置国家多次严令清查问题煤矿的措施于不顾，致使矿难频发。如何破除这种利益格局，使政策得以有力执行，成为摆在有关部委负责人面前的新课题。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变革的步伐。换句话说，我们往往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而解决问题有赖于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制度真空”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有推动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其他力量的介入。这种力量表现为多种形式，不一而足，其中舆论监督与官员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均是重要的力量来源。

　　在一个法治完善的国家，官员行为主要听命于各种制度的规定与约束，官员个人道德或有瑕疵，并不会影响制度的有效运作。即便如此，官员的道德自律也是不可偏废的内在约束。我国目前仍处于建立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相关制度多有缺失，因此官员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意识往往成为维系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因此，目前在加快制度变革与完善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对官员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意识。

　　由于制度变革滞后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将国家有关部委高官推到了一个火山口上，驱使政府高官面对自己的政治良心做出艰难抉择。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还很不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可以免于内心的道德责任拷问。国家完成制度革新的道路也许漫长，但如果没有强化官员个人的道德责任意识，制度变革或将沦为空谈。

　　进而言之，官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又将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的加快进行。这在国家部委高官所掀起的舆论风暴中已初露端倪。比如，在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出严厉批评之后，教育部和财政部随即出台了强制性措施，以促使相关省份尽快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当然，制度变革有赖于点点滴滴的推动，有时候还可能出现“拉锯战”甚至开倒车现象，这更需要有道德责任意识的官员以坚韧不拔的政治勇气，努力推动之，坚持之。

　　毕竟，制度变革才是消除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